我院护理团队参加2019年国际护士会大会（ICN）

如果让公民真正成为司法决策的主体，那么在重大、疑难案件的裁判方面，就可以化解司法的信任危机，也可以避免这些案件将来可能发生的申诉、上访等问题。

在当前中国政府权威高于司法权威的情势下，通过诉诸媒体的方式来影响决策者的行为不失为最佳的冲突解决方式。[11]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杜会保障，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与司法公正的保障，需要在社会自治与道德诚信的基础上实现。

简乐伟，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3]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政府权威失落，法律权威缺乏的转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的权威特点，即群体与个人在权威的选择过程中，将会遵循一种‘有利原则：当政府权威对自己有利时，人们以政府权威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公民参与司法，不仅体现了司法的民主价值，还体现了司法的公正价值。【摘要】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和争取利益诉求的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别，一些当事人在面临利益纠纷时，选择通过诉诸媒体的司法参与方式来维护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当事人通过诉诸媒体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导致了司法权威的衰落。[10]建立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任何社会的人们努力的目标。

历史不可以重来，我们无法知道在不为人关注的情况下，以梁丽案、邓玉娇案、李昌奎案为代表的案件是否还会像现实的结局一样能够实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8]公民为什么通过诉诸媒体的方式来参与司法？诉诸媒体的案件为什么可以引起公民的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真正主体的普通公民，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缺少有效参与，导致司法机关对公民的司法诉求与利益考虑不够，造成普通公民既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提出其所关切的实际问题，又不能参与到司法改革的具体讨论与设计过程中。进入专题： 利益诉求 诉诸媒体 司法参与 。如果我们把司法独立理解为相对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制度性自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认为很多威权国家都满足这一形式的要求。

【10】 夏皮罗(Shapiro)阐释说大陆法法官仅仅适用先存的法典的角色是一种神话，因为其假定法典是完满的、一致的和具体的，但是事实上从来不是这样的。然而，当政府没有实现这些目标时，安瓦尔·萨达特就明确把政权的合法性立在法治（say al-qanun）上，使自己远离这些失败。陶哈瑞解释到，因为有如此精致而脆弱的对独立的制衡和对普通的法院的容忍，政治制度在外部形象和内部的合法性上都获益良多。这也就为在授权给法院和控制法院之间创造了一个核心的紧张。

但其他政权在个人性的案件中却不愿意或不能够支配案件的结果。法院可以作为统治者收集官僚下属行为信息的一个有用的机制。

扰乱可以以法外威压的方式出现，但更常见的是以盛行于此种政权的非自由立法的网络。这些章节来自于2006年8月30-31的一次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会议。合法化合法化对即使是威权政权来说也是重要的，即使为了经济地使用暴力，这也是确保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法院树立起它们的权威（power），以及积极主义者网络扩展他们在社会内外的联系以变成政权的一个合理替换的时候，后一种反应就更有可能了。

与此同时，近些年的经济自由化的世界性趋势也鼓励和便利这种建制或建立更强有力的司法制度的改革。经济环境下的可信承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困境是任何足够强大以保护财产权利的政府就同时也够强大到侵害他们（Weingast 1995）。同样地，在战后的威权政国家韩国和台湾，像马可斯一样依赖同美国的安全关系，保持了一种形式的宪法合法性的外表。在这些军人独裁的国家，当另外的宪法秩序被边缘化之后，法院不太可能成为守护权利的最后堡垒。

这也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就像蒙斯塔法先前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这些靠政权支持的功能的成功都依赖于真正的司法自治的措施（2007）。然而，这并不表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动机或愿望去以此种方式动用法院。

法院帮组政权进行社会控制，吸引资本，维持官僚纪律，采取不得人心（unpopular）的政策或提高政权的合法性。自治法院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变体。

施沃斯坦论述了新加坡如何较好的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形式独立性的，尽管在经济事务上有一些自治，但是在行政事务上却不能从政治上制衡政府。然而，不是所有的威权政权都选择利用法院去执行这些功能。历时较久的稳固政权因为很多的原因会更倾向于利用法院作为核心统治功能。行政机关预期的报复和在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法院裁决的无效性，通常足能使司法遵从政权的核心利益。1、法院被用来建立社会控制和排斥（sideline）政治对手。从这种视角来看，那些名垂青史的最高法院裁决中的一部分相较于政府的其他部分来说就不是司法能力的一个必要的创造者。

相反，在威权环境下，稳固政权（长期统治的威权政权）更倾向于授权给司法机关，严格地说是为了延续统治和防止权力的丢失。法院需要特别的制度配置和社会支持来完成其使命。

在实施一个政权的政策上，一个人可以识别出法院的自治水平，有的法院只作为纯粹的工具，案件的结果和惩罚都是预先就注定好了的，有的法院相对较为自治，能够判定被告无罪。弱化司法支持的网络最后，威权政权通过弱化司法支持的网络能够容忍司法能动主义。

然而，法院也同样有潜力为积极主义者动员起来反抗政府开放了一种途径（space），有时还得到来自那些想扩展自己的命令范围以及想影响政治改革的法官的协同帮助。通过观察一个独裁统治的极端情形，我们就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当民主国家遇到不寻常的情况下，法院在保卫个人权利和政治游戏规则方面的有限的作用。

别无其他情形，当先前已存在的司法质量很高时，就有更大的动机去利用法院。同时也与威权国家里市民社会的典型无力有关。尽管威权官僚机构不可能有文官那样的绝缘于上级政治压力的优势（nicety），但是威权政权很难收集官僚错误行为的精确信息，因为像自由舆论（press）或者利益集团这些监督政府行为的典型的发现机制是受不同程度的压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功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哎呀，我们的研究尤其的及时。蒙斯塔法（2007）考察了数以十记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SCC)的裁决是如何能够做到使该政权克服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的，在没有不得不面对那些受到经济自由化威胁的社会集团的直接反对的情况下。

在这两种解释中，执政党都将很快被其敌手取代，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司法机关，这个政权和制度将同样存在，其就有动力授权给它们。5、执行有争议的政策，比如允许政治上远离一个政权的核心因素【3】。

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相反的两个国家（第一个是典型的（fiercely）世俗国家，第二个自我申称是神权政体），却分享着核心的政治动力学。【14】 Marc Galanter 在他的1974年的经典论文，为什么收获提前获得一文中，第一次考察了法律制度中反复诉讼者所获得的好处。

遵照蒙斯塔法（2007）我们概括出四种主要的策略：（1）提供促进司法自我克制的制度性动力，（2）推动司法制度的碎片化，（3）限制接近司法，和（4）使支持司法的网络瘫痪。一个降低行政机构管理成本的行政法政权也就同样地改善保护财产权利的承诺。正如金斯伯格在本书中所论述的（第二章）那样，所有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控制他们的下属的问题，这些人有着优越的信息却并没有什么动力去分享它。只有当正处于被剥夺权力之时，政权的核心利益才算真正被挑战。

另一方面，在司法审查的分散性的制度中，任一法院都可以决定立法的一个特定部分合不合宪。2、支持一个政权对其法律合法性的主张。

然而，这些努力未必完全有效。另一方面，司法-军事关系不很好的国家里，暴力在根本上是超越法律的，也就有更多的致命的和武断的结果。

在民主环境下，忒特（Tate）和其他一些作者把这种进程描述成民选机构的授权（Tate 1995:32）许多的研究都注意到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在民选者机构陷入僵局之后，或者仅仅为避免分离的（divisive）政治成本高的问题经常授权法院做出决定的权威。【9】 海宾克发现独立的智利最高法院却反讽地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挑战了在大多数主义政治科学的氛围中对独立法院制衡行政或立法权力和法院要持续地致力于保护对健康的民主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的假定。